在上篇里,我试着理解,于连怎样从书与时代里学会想象自己。到了两段爱情里,那些关于勇敢、尊严和成功的尺度,又变成了非常具体的试探与防备。
但读到审判和监狱,故事里开始出现另一种需要:不是赢得谁的承认,而是在失败、悔恨和恐惧里,仍能与一个人相处。
一、爱情里,为什么总是在较量
于连的两段爱情,都有美貌和气质带来的吸引。但到了后来,他对德·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的感情,却走向了不同的地方。
我一开始想,是不是玛蒂尔德太自负,让他受不了?或者她的态度太反复,让他难以把握,所以他最后才觉得,自己爱得更深的还是德·雷纳尔夫人?
这些因素似乎都有。
玛蒂尔德骄傲,意识到自己的身份,也不愿意爱得平凡。她被于连吸引,却又不断怀疑自己的选择。于连同样有很强的自尊。他害怕自己只是贵族小姐一时兴起的对象,害怕把真心交出去以后,得到的是轻视。
他们之间有感情,但也总有一个问题在旁边:谁更需要谁,谁又占了上风?
也许,他们之间还有一种更深的相互吸引:两个人都不甘心过平凡的人生。玛蒂尔德在于连身上看见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爱情,于连也可能从她的选择里,看见自己已经越过了原来身份的证明。被吸引的,既是眼前这个人,也包括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能够成为的那个人。
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感情只是虚荣。只是当两个人都希望爱情证明自己的特别,真正相处时那些需要耐心、需要示弱的部分,反而可能变得难以接受。一个人是不是足够传奇,与他是不是可以一起生活,并不是同一个问题。
这让我觉得疲惫。两个人已经相爱了,却还要不停地揣测、试探,甚至用冷淡和嫉妒来确认自己的位置。
读到这里,我留下过很直接的批注:“该死的面子”“征服欲上头”。再往后,我甚至半开玩笑地想,他是不是在别处没有征服过什么,便要从爱情里找补?这当然是一时带着情绪的反问,不是对他的全部判断。但我确实觉得,他的情欲有一部分与自我实现纠缠在一起:被一个女人选择,好像也在证明自己终于成为了一个值得被看见的人。
可被选择,并不意味着关系已经建成。我在另一处写下:每段感情如果不去建设,都会垮掉。于连和玛蒂尔德不断确认输赢,却很难安稳地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相处上。
德·雷纳尔夫人这一段,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算计。于连接近她时,同样带着虚荣和征服的念头。他会把某个亲密举动当成必须完成的任务,好像不做就是胆怯。
但到了监狱里,两段感情的区别变得更明显了。玛蒂尔德为他奔走,努力救他,不能因此说她的爱是假的。只是她的行动和想象,有时让于连更加疲惫。他盼望的,是德·雷纳尔夫人的到来。
也许,一个人不再有前途可追逐时,才会更清楚自己究竟想和谁待在一起。
不过,我仍不想把这段关系完全解释成:一个女人代表真爱,另一个女人代表虚荣。玛蒂尔德有自己的执着和付出,于连也不是始终清醒的人。他在爱情中受到伤害,也会用自己的骄傲伤害别人。
二、法庭能不能裁定一个人的善恶
到了审判部分,我的注意力重新被抓住了。
我想起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不是因为两个人犯下了同样的罪,而是因为两部小说里的法庭,都让我觉得:它所展示的,远远超过案件本身。
于连向德·雷纳尔夫人开了枪,这是他做过的事。德米特里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,那就不能要求他为没有做过的事认罪。
但我仍然觉得,他们身上有一种相通的、敢作敢当的气质。
这里也需要把于连的两种态度分开。他对开枪伤害德·雷纳尔夫人有悔恨,对她的爱与宽恕也充满感激;但这不等于他承认,自己作为一个出身低微的年轻人,曾经想向上走,本身就是一种罪。
所以,我理解的敢作敢当,不是一概无悔,也不是把伤害别人包装成英雄行为。他可以为自己做过的伤害负责,同时不为自己曾经有过野心、曾经想越过出身的限制而羞愧。庭审把这两件事挤在一起,他的发言却让人看见,它们并不应该被当作同一件事。
承担自己做过的事,与拒绝别人强加的罪名,并不矛盾。一个人承认自己的仇恨、放纵和过错,不等于他必须接受所有指控。
法庭必须裁定具体行为,可是一个人的善恶,真的能够随着判决一起被彻底裁定吗?
于连犯了罪,不意味着审判他的人就比他高尚。德米特里的言行足以令人怀疑,也不意味着一个听起来完整、可信的故事,就是真相。
读这两场审判,我会感觉到一种不安: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复杂,最后却要被压进一个确定的说法里。旁观者想听到一个能够理解的故事,法庭需要作出判决,而人的内心和真正发生的事情,未必能够严丝合缝地装进去。
三、当宗教直接介入人的命运
宗教也是我联想到两部小说的原因。
但读下去,我又觉得它们很不一样。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更像是在不断探讨:信仰能不能回答人的痛苦?面对罪与苦难,人还能够相信什么?
《红与黑》给我的感受更直接。有些时候,宗教似乎就在做坏事。
最明显的,就是德·雷纳尔夫人的那封信。
在忏悔神父的影响下,她写信揭发于连。这封信进入拉莫尔侯爵的手中,改变了于连眼前的未来。宗教权威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背景,它进入一个人的良心,也进入两个人最私密的关系,产生了真实的伤害。
于连后来开枪,是他自己的决定,不能因此免去他的责任。但那封信依然让我难以忘记。
一个人以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,是在遵从信仰和良知,却可能在别人的引导下,伤害了自己深爱的人。
小说里当然也有帮助于连的神父。这让问题更复杂:同样的身份、同样的宗教语言,可以保护人,也可以成为控制人的工具。
于是,法庭和教会在我的阅读中碰到了一起。它们都可能拥有解释善恶的权威。但拥有这种权威的人,是否也值得被追问?
而读到于连的父亲,我又产生了另一个方向的想法。父亲对金钱的执着令人难过,但于连也想到,留下的钱能给父亲安慰和安全感。我当时写下“之所以贪婪,基本需求没有达到”。现在回看,这更适合作为一个追问:有些被我们叫作贪婪的东西,背后会不会也有对匮乏和未来的恐惧?这不能替父亲的冷酷开脱,也不是说所有贪婪都来自贫困。只是理解一个人,有时还需要在道德判断之外,多看一眼他究竟害怕什么。
四、被原谅,也被当作一个需要照顾的人
还有一个不能略过的转折:于连最后重新认识到自己对德·雷纳尔夫人的感情,也是在他向她开枪之后。他伤害了她,本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;而她幸存下来,依然爱他,原谅他,还来到监狱陪伴他。
这对他来说,是不是已经不仅仅是爱情?
那有点像一个孩子做错了事,满怀恐惧和愧疚,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被原谅,却发现爱他的人仍然在。他不必证明自己有多成功、多勇敢,也不必再费力去猜测,她是不是会因为他的失败而轻视他。
这个比喻说的是他可能感受到的接纳,不是把开枪这样的严重伤害轻描淡写成孩子犯错,更不是说一个人理应原谅伤害自己的人。
后来再回到庭审的文字里,我发现,这个联想并不全是我从外面加进去的。于连在法庭上明确说,德·雷纳尔夫人对他如同一位母亲。这里既有对她的感激,也有对自己伤害她的悔恨。它让母性这个角度有了文本上的依据,但还不能把他们的关系简单归结为母子关系。
于连最初是以家庭教师的身份走进德·雷纳尔夫人的家的。他见过她照顾孩子,也见过她作为母亲的一面。我会想,一个在父亲和兄长那里很少得到温情的年轻人,会不会也在她身上感受到一种近乎母性的关怀?
我也记得另一处让我很感动的情节:于连向帮助他的皮拉尔神父说起父亲从小对他的厌恶,并把神父的关怀看作重新找到了父亲。我当时只写了3个字:“好感动。”这不能直接证明他的爱情里一定有母子关系,却让我更难把他的需要只理解为出人头地。他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信赖的照顾。
即使有了庭审中那句话,我也不能仅凭这些情节,就断定他童年缺乏母爱,或者简单地说,他爱她只是因为把她当作母亲。但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,他对她的眷恋,或许包含了比男女之爱更复杂的东西:被原谅,被接纳,以及在最脆弱的时候仍有人愿意留下来。
这样再看,他想要和她多活5年,也许不只是想延长一段爱情,而是想在那份爱里,多生活一段时间。
五、那只没有见过夜晚的小虫
还有一段,我读完以后一直记得。
于连想到,一只在夏日早上9点出生、下午5点死去的小虫,怎么能理解夜晚?如果多给它5个小时,它就会知道夜晚是什么。
我最初的理解是,他在把自己比作短暂生存的蜉蝣。他没有活多久就要死了,如果再活下去,也许不过是看到更多人世的险恶。
这个想法并非没有来由。前面的于连,刚刚想到父亲、社会上的体面人和各种虚伪。他已经对很多东西失望了。
但把后面一起读进去,意思又发生了变化。他想到自己将于23岁死去,又想到,如果能够再给他5年,让他和德·雷纳尔夫人在一起。
在监狱里,他也开始重新看待那些曾经支撑自己的观念。拿破仑式的英雄想象,还能不能回答眼前的死亡?宗教提供的解释,又是否值得相信?曾经用来衡量成败的尺度,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,并没有自动给他安慰。前面那个总问自己够不够勇敢、有没有失败的年轻人,此时想到的,却是能不能和一个具体的人再过5年。这不是所有困惑都已经解决了,而是他终于开始把自己想要的生活,与那些要求他证明自己的故事区分开来。
于是,那片还没见过的夜晚,似乎不一定只是险恶。它也可以是尚未来得及经历的生活。
这让我想到庄子《逍遥游》中的“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”。那里说的是朝菌和蟪蛄,并不是蜉蝣,却同样把短暂的生命与认识的边界联系在一起:我们能够理解多少,与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,有没有关系?
而那句明确借蜉蝣感叹人生的文字,来自苏轼的《赤壁赋》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紧接着是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。把自己的短暂生命放进天地与长江之间,那种渺小便有了形状。
这几处文字没有必要被解释为同一种思想,更不能只凭相似,就认定司汤达受到了中国古典作品的影响。但把它们放在一起读,我会感觉到:人在不同时代、不同地方,都可能借一个微小的生命,重新想自己的时间。
于连在想生命和死亡,也在想一个非常具体的人。他还想和她在一起。
同一章里,叙述者又带着一点嘲讽,说监禁和缺少活动让他变得像一个情绪激动而脆弱的德国青年学生。我不熟悉这个比喻背后的全部文化背景,但能感觉到,司汤达并不打算让于连从头到尾都保持一个庄严的英雄形象。
同一段独白里,于连也说,自己规定的责任曾像树干一样,让他在风暴中有所依靠。这让我想到托马斯继承的家族责任:一个较早获得现成的方向,一个努力为自己规定方向,却都可能从责任中得到力量,也受到它的约束。“不管对不对”这几个字,又提醒我,能够支撑自己的信念,仍然需要被重新辨认。
他会怕,会哭,会想得太多,也会在想了许多大道理之后,发现自己最难承受的,仍然是所爱之人的缺席。
这时候,他比那些不停较量输赢的时刻,更容易让我靠近。
六、回到同一个山洞,已经不是同一个愿望
读到最后,我又想到那个山洞。
上篇说过,于连第一次走进那里,是在已经成为家庭教师、去探望富凯的路上。他并不是一个尚未进入社会的孩子。那时,他已经尝到被轻视的滋味,也已经把功业与爱情放进了对未来的想象。
但山洞又确实给过他一种难得的自由。他可以暂时避开别人的眼光,自己写下念头,自己处理那些还不能说出来的话。在那里,他可以望着脚下的世界,想象将来有一天,自己会被这个世界看见。
到了生命的最后,他请富凯把自己葬在那里。那个曾经容纳过雄心的地方,又成了他想安息的地方。
我最初会把它想成一个回到起点的故事。后来觉得,还需要再多想一步。人回到了同一个地点,并不意味着回到了同一种状态。山洞没有变成一个可以抹去经历的地方,也不能让他重新成为没有伤害过别人、没有被生活改变过的人。
只是他所期待的,似乎发生了变化。早先,他想象未来能够取得什么,怎样使自己配得上更高的承认。后来,他更在意自己还能够与谁相处,能不能留下几天不必费力证明什么的生活。
他对声张和被议论的厌倦,也让我看见这个变化。不过,不能因此说他已经放下了一切自尊。法庭上那个拒绝为出身和野心羞愧的于连,仍然是他。我更愿意理解为,他不再愿意把余下的全部时间,都交给别人怎样看待自己。
而玛蒂尔德留下了另一种结尾。
她把他的头颅安葬在那里,又花费大量金钱,用从意大利购得的精工雕刻的大理石装饰山洞。小说中那种具体、昂贵而隆重的安排,让我重新想到她对传奇爱情的向往,以及她所迷恋的家族往事。
她并没有停止爱他,也不能把这些行动简单说成表演。只是于连已经开始厌倦的那种壮烈和夺目,对她仍然有意义。她用自己的方式哀悼,也用自己的方式使这段爱情继续存在。
这让我觉得,两个人最后的距离,不只在于谁爱得更多。于连曾经渴望一种足以证明自己的非凡人生;当他终于想安静下来时,玛蒂尔德仍然要把他们的爱情保存为一个不平凡的故事。
山洞是他选择的安息处,纪念的形式却延续了她的想象。这两个愿望落在同一个地方,并没有完全重合。
也许,最让我停留的就是这里。一个人正在离开自己曾经追逐的形象,另一个人却仍然爱着那个形象,并愿意替他把它留下来。他生前想成为怎样的人,与他死后被记成怎样的人,也未必能够由他一个人决定。
再回头看富凯,我又觉得,那个曾经提出一起做生意的朋友,始终提供着一种不那么夺目的关系。于连没有选择与他共同经营生活,最后却把安葬自己的事情托付给他。没有进入英雄故事的那些联系,并没有因此失去重量。
我没有因此把前面的疲惫忘掉,也不觉得临终的柔软能够抵消他做过的伤害。只是,一个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,仍然可能渴望照顾、理解和爱。把这两面都留下来,于连才不只是一个野心家,也不只是一个值得怜悯的年轻人。
读到最后,我想留下的,或许就是这种不能被一句话收拢的复杂。
作品与延伸阅读
- 司汤达:《红与黑》。文中有关牢狱独白、德国学生与蜉蝣的转述,参照法文原文下卷第44章;不同译本的人名、措辞与分章可能略有差别。
- 庭审中德·雷纳尔夫人如同母亲的比喻,参照《红与黑》下卷第41章。文中的母性关怀是据此继续展开的阅读理解,不作为对人物童年的心理诊断。
- 陀思妥耶夫斯基: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。本文并读的是两部小说引发的个人阅读感受,不主张两位作者的宗教观相同。
- 《庄子·逍遥游》:朝菌、蟪蛄与生命经验的边界。
- 苏轼《赤壁赋》:蜉蝣、天地与人生的短暂。
- 山洞的初次出现与富凯的邀请参照上卷第12章;葬在山洞的请求及玛蒂尔德的安排参照下卷第45章。对两个时刻的并读,以及对纪念形式的理解,属于本文的阅读阐释。

